回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生产队里参加劳动,一段农村珍贵的记忆

泡泡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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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学时代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时学校教育普遍实行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生的学习生活总是伴随着各种形式的集体劳动。校园里张贴的醒目的教育方针就是: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尤其是在农村生活的学生,生产劳动更是伴随着自己成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回顾青少年时期的劳动生活,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在校期间学校组织的集体劳动;

二是假期或星期天回家参加生产队的劳动。

一、学校集体劳动

学校的生产劳动主要有建校、卫生大扫除、植树种菜以及支农等。

当时的办学条件比较艰苦,学校对学生收费很少,基本上是免费教育。各学校贯彻的一个办学方针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校”。学校建设的很多任务都是师生自己动手,像搬砖、运土、抬水、种菜之类的活从小学到中学都没少干。

劳动大多是在课外活动时间,但在比较紧急时,也有调课参加劳动的情况。

参加劳动时间最多的是在1958年和1959年。当时全国到处是“大跃进”的形势。各地都搞大炼钢铁、大建水利工程以及修公路、积肥造肥等,到处是千军万马齐上阵,遍地红旗招展、口号声和歌声阵阵。

县和公社各机关、工商、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全出动,统一进行调配,被分配到各工地、“战场”上与群众一起搞“生产大跃进”,在这种情况下,学校的师生岂能稳稳当当在校园上课吗?那是不可能的。

当时各学校的师生不仅全部出动参加劳动,而且还成为“大跃进”的一支主力军。县、社有什么重大会战任务,就把“中学”调上去。那时我正在上初中,记得两年内参加劳动不计其数,为此学校经常停课。尤其是在“三秋”之季,基本上每天都参加劳动。

在“大跃进”中,我们学校里的学生都被分成几个专业大队,有炼铁的,有搞校办工业的,有搞饲养的,有积肥造肥的,有文工宣传团,其余大多数是参加支农劳动。

记得有一段时间学校基本上属于当地人民公社调遣,那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很少再上课。几乎每天都到附近生产大队去劳动,有时半天、有时一天。

刨地瓜、掰玉米、拉犁耙、修畦田、运肥、种麦、浇地以及挖渠、修水库等,总是有没完没了的劳动。

对于十多岁的在校学生来说,那样频繁的劳动,感觉是十分劳累、疲倦的。

中间休息时,往往是歪在地上就睡着了。到了干活的时间班干部就喊:“快醒来,该干活了!”当时大家口上不说,但心里充满了厌烦情绪。

那时任何劳动都是无报酬的、义务性的。好在人们都不讲物质利益,准也没有心思去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尤其是一些很脏的劳动任务,如出厕所、掏粪便等活,也常干,至今想起来都感到难堪。

记得1959年春天有几次参加生产队给小麦“灌葡萄糖”的劳动。所谓“灌葡萄糖”就是给麦苗施肥、浇灌人粪尿汤,以增加小麦的养份。

方法是:前面一个人用木橛在麦垅地上钻眼,每30公分左右钻一个,后面的人就用马勺向眼里浇灌人粪尿汤。

据说这办法对小麦丰产很有作用,然而干起活来却真是脏得令人作呕。尤其是对初中的学生来说,弄不好就把粪汤洒在鞋上、衣服上,甚至沾在手上,又臭又恶心。特别是女同学更难出手。

但是,任务交待得很明确,而且社员们都毫不在乎地首先干起来;这干不干关系到对劳动的态度问题,不干不行啊,因此,也顾不得许多,最后还是争先恐后地把任务完成。

在关于参加劳动的记忆中,当然也并不只是艰苦和劳累的感觉,其中令人高兴和乐趣的成份也不少。

因为每次支农劳动同学们都可借机到周围村庄里去看看,见识一下校外的新鲜环境。

每次外出,同学们都排着整齐的队伍,喊着“一、二、三、四”,打着校旗,行进在沿途村庄和田地间,这对于穷乡僻野的农村来说,也象似一道风景线,使周围群众无不是刮目相望:“看,中学的学生出发了!”这时同学们也无不具有一种自豪和高兴心情。

劳动中,同学们看到村庄里各式各样的院落和农舍,村头上倒影摇曳的水塘,连接各村镇的乡间道路;“大跃进”时挖的水库,这时水已十分充满和清澈,还有排灌渠村村贯通等,都有一种新鲜和悦目的感受。

农村的面貌四季变化很大,尤其是到了春天,各村边都桃红柳绿,燕子低低飞翔。河岸上青草如茵,野花盛开,牛羊哞叫。这在从无见识过世面大景致的穷学生们眼里,也足以称得上是一种美好风光,不免成为很多同学写作文、记日记的素材。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感到特别开心和快乐。男女同学无拘无束,都禁不住高声说笑,喜笑颜开。休息时有的互相追逐打闹,有时还集体唱歌,引来周围的社员和小孩们另眼相看。当劳动归来时,新鲜的花呵草呵都有些被采摘回来,还有休息期间在河边抓的小鱼、小蟹、蛤蚌等,收获满丰的。

对于学生们参加劳动,生产队于部和社员们当然是欢迎的,不仅支援了他们的生产,而且活跃了那里的气氛,因而总是受到他们的热心接待。每次劳动都给准备下解渴的汤水,用水桶送到地边。到了中午有时还留学生们在公共食堂里吃饭,新蒸的玉米窝窝头、鲜地瓜等,不限量、任意吃。

每组一大盆炒菜,喝的是咸汤或玉米粥。在当时生活困难、经常饿肚子的情况下,这样的饭局也是难得的,因此大家都放开肚子,吃得很饱。

记得有一次是在1959年支援秋收劳动时,到了傍晚天下大雨,学生们无法返校,必须在生产队过夜,对此生产队没有任何准备。在食堂吃过晚饭后,大家想:睡觉住宿怎么办呀?当时农村的条件很差,到哪里去弄这么多的床铺?干部们很是难为了一阵子。

最后终于想办法腾倒出一口大屋子,屋里地面上铺了一层厚厚的麦穰,让全班同学集体在里边休息。在老师和班长的安排下,男同学在东边、女同学在西边。屋里也没有灯火,又是阴雨天,夜特别黑。大家乱说乱啦到多半夜,最后挤挤巴巴和衣而睡。

这一夜虽然过得很艰苦,但却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当回顾起来还总觉得十分有意趣呢!

学校的劳动,大约到1959年秋后就大大减少了。原因主要是贯彻党中央“调整”精神,恢复教学秩序,提高教育质量。

记得当时有个通知精神:如果学校停半天以上的课参加劳动,必须报当地教育局批准。

这样就再没有任何领导敢轻易调学生参加劳动了。即是还有劳动,也是列入教学计划之内的,一般每学期三两次。

到了60年代初,老师、学生的主要精力就逐渐转向教学了。

二、生产队劳动

除了学校里的劳动,学生们在假期和星期天还参加本生产队的劳动。

记得我上初中、高中时,每年假期大部分时间都回家参加劳动。这既可以帮助父母挣点工分,同时也能与村里的伙伴们在一起相聚。

每到放假时,学校也都把参加劳动作为给学生布置的假期任务之一。有时语文老师还专门布置几个作文题让学生完成,例如“记一次紧张的劳动”、“麦收”、“锄草”、“我向老农学耕地”等,都曾经是当时写作的题目。为了完成任务,不参加劳动怎么行?

对于学生放假回家劳动,队干部和社员们是欢迎的,因为这不仅增加了劳动力量,而且能活跃一下劳动气氛。劳动期间学生们讲讲国家形势和时事新闻,说说啦啦,能够增加不少热闹。

一般情况下,生产队的干活并不很繁重。常见的劳动主要有翻地、拉车运肥、播种、浇地、锄草、刨地瓜、收玉米等。

每天的活都由生产队长安排,各组都有人领着。在劳动中大家可以边干边说话,讲故事说笑话,天南地北、旧闻轶事,无话不啦,因而并不沉闷。我所知道的许多民间故事和笑话大多是那时在群众中听到的。当然每次劳动或休息间,社员们也不会让我“当哑巴”,必须讲点什么、说点什么才罢休。

这时我就把从书上读到的有些故事、小说讲一段,包括《西游记》、《水浒》、《说唐》、《三国演义》、《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中的故事等,哪回热闹讲哪回,很受大家欢迎。

在60年代,社员家里还很少有钟表,因而生产队劳动基本上不按钟点上下工。主要是看太阳和凭时感。上午、下午劳动期间各休息一次,每到正午或太阳快要落山时收工。在我们那里,到夏天天气很热,每天干活休息时,队长就让人从生产队瓜园里摘些瓜来让大家分着吃,以降暑解渴。也是为吸引更多的人出勤干活。年轻的男孩子们有时还到河里或堤坑里洗一通再上来干活。

自从60年代初,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就调整到生产小队,各队的生产、收获状况直接决定着社员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这里不同于机关、企事业单位,没有人给你发工资,各家生活好坏全靠生产队集体经济。大家看得很清楚:同样的土地、人力,你生产队如果生产搞不好,相比邻近生产队差别很大,吃亏的只能是社员自己。

因而任何人如果对生产不负责任,马马虎虎、消极怠工,不用说队干部不允许,就是老农、普通社员也看不下去,也要干涉你。那时生产队的生产是一种靠粗放管理与人的自觉性相结合的活动,它很大程度上体现着“以人为中心”,劳动者的整体和自主意识比较充分,这与那种雇佣制或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相比其实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当然它在管理制度上也存在不少问题,大有改进的必要。但是如果完全否定它则是极其轻率、武断的。

实际上,农业劳动是与季节性、天气状况、农活性质等因素密切相关的。

其中有些活比较轻松,但那些繁忙紧张和艰苦的劳动也是大量存在的。例如在“三夏”和秋收的时节,地里的庄稼是焦麦炸豆,亟待收割,同时又必须抓紧耕耙、抢时播种。这时人人不敢懈怠,就是你有“磨洋工”、偷懒的念头,但也不容你有那样的行动。

这时各家男女老少齐出动,天天早出晚归,到了中午也不能回家,而在田间集体吃饭,饭后稍微休息接着便干。人们割的割、运的运、打的打、耕的耕、种的种,任何工序上都争分夺秒,马不停蹄,汗水湿透衣衫,似乎是在与老天爷抢时间、赛跑。人们都知道,你别看当前头上焦阳似火,如果一旦变天下雨,弄不好一年的劳动成果就毁在当时,或耽误了农时影响下季的收获。

还有兴修水利、筑堤挖河之类,几乎是每年冬、春必有的工程。

各公社、大队都抽调强壮劳力上阵。在工地上人们扎棚下寨、盘锅做饭,干起活来也是你争我赛:挖土的挥汗如雨,推车的一溜小跑,打夯的号子阵响,看谁的进度更快。

因为各大队任务明确,如果人家都完成任务或领着奖旗撤走了,而你还在那里磨洋工,落在后边,这岂不是明摆着的丢人显眼?不仅力气不少出,而且还损了本村的名誉,——何苦而为呢?

其实农民们是最讲义气、识大体的,自己累了回家该歇的歇、该睡的睡,但在关系集体利益和大事上却是最敢于知难而进、最少有那种斤斤计较、偷懒磨滑行为的。况且这干的事情都是利国利民、造福子孙后代的事业呢!

看吧!我国多少水利工程、人工河道、农田基本建设不是那个时代完成的?几万个大中型水库,几千公里的江河堤坝、遍布农村大地的排灌渠道、机井、畦田等,都是那时农民们用自己的手臂、肩膀和铣、镢、人力车等落后的工具完成的,是汗水和生命的结晶。他们的行为真是可歌可泣,其功绩史无前例。谁能说这种劳动是低效率、低价值的!

农业劳动也是包含有丰富的经验和技术性的活动。有人说:“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着咱咋着”,这一说法其实并不完全正确。城市的青年如果到农村不经过一番学习和实践,他们还真是干不了。

有些农活的功夫性很强,在我的印象中特别深刻。例如:

割麦

在过去农村,割麦是衡量人的农活水平的一项基本功。它象每年一度的竞赛一样.每个男女青壮劳力都要从中展现一番。每当收麦季节,全队男女青年齐上阵,面对一望无际的麦海,每人沿着两垅麦棵向前割。

这时只听得镰刀嚓嚓响,每个人象在麦浪里游泳一样向前进发。同时,每人割的快慢、是否干净、利落,其差别就看得很分明。一块麦地从这头到那头有的长达一里之遥,割的快的与慢的差别越拉越大,前面的已到那头去了,而后面的还在中间。

这等于在光天化日之下展示人的能力和功夫,对人心理上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其间谁还能丢松?尤其是如果谁家有新娶的媳妇,那么第一年割麦就得上阵展现一下水平。因而更感到压力很大。如果麦割得很快,出手利落,那美名很快就传扬开去;而一旦割不上去,总是落在后边,那就有些令人失望了,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一个“不大会干活的人。”

割麦的快慢,既取决于人的力气大小,镰刀是否锋利,又取决于手抓的技巧和弯腰的方法。

如果不能掌握正确的方法和技巧,那么割到两个小时之后腰就会酸痛起来,并且越来越跟不上。

因此,这是需要从小就认真指教和锻炼才能掌握的一项功夫活。

砍高粱

农历8月间,洼里的高粱晒红米之后就等待收获了。收高粱包括把高粱秆抹根砍倒并把高粱穗钎下打成捆的一个过程。

这时正是末伏天气,人在两三米高的高粱地里干活,又热又闷,头上身上都洒满了高粱花子,很不好受。大多情况下人们只穿着裤衩干活。前面的人手握板镢,每棵高粱只需用力一下砍倒,而且必须砍在地面以下高粱茬的中间,带半个根茬。因为高粱秆是农村盖房用的材料,你如果砍不好,它就不能用了。

因而必须砍得又准又快。后面的人从砍倒的高粱秆上把穗钎下来,叫钎高粱。钎高梁时右手拿钎刀,只一下把高梁穗割下来,用左手接着并使其交叉排在左手臂上,一手臂可挟住10多斤高粱穗,既整齐又牢固,然后一次次摞在一起,并打成捆运到晒场上去。

这时看着那红红发亮、沉甸甸的新高粱,闻着那散发的清香味,真有说不出的喜悦啊!

垛麦秸

农作物脱粒后的秸秆都是有用的,甚至连叶、根、壳皮都没有被抛弃的东西。——目前农村的秸秆大都是被焚烧或腐烂掉,但在五、六十年代,它却是农民的一项重要生活资源,全年的烧材和牲畜饲料全靠它了。

每年冬季或春季,即使普通的麦秸和豆秸,如果运到集市上,每百斤也能卖到四、五元。别看这四、五元,它能解决一个普通家庭半年的油盐酱醋的开销,能够供一个小学生全年的学杂费。因此,农民对它都非常珍惜。——尤其是夏收后,大量麦秸打出来,如何保存是一个大问题。

大多是在村边找个空地垛起来。垛麦秸也是一个很有技巧的活。如何垛得又高又大、又牢稳,使之长期保存,这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垛麦垛,底部要尽量小,以土坯或砖、木铺成留有通气孔的底座,然后层层向上叠加麦秸,越往上越大。当堆到两三米以上再往上垛就困难了。下面的人必须用木杈使好大力气才能把麦秸挑上去,而且位置要放得适当;站在麦垛上的人要把麦秸均匀铺放,层层叠加,掌握好对称和平衡。

如果弄不好,麦秸就很容易滑下来,甚至整个麦垛倒塌,前功尽弃。因此,没有一定经验和技巧是绝对干不了的。这样,一个麦垛可垛到四、五米高,最后上面用草泥封顶,防止漏雨。

几十亩地打下的麦秸往往一大垛就解决了问题,一般存放二、三年也不会变霉。人们看到村边那一个个耸立着的大麦秸垛,那就是丰收的象征。

总之,农业劳动是含有浓厚的文化色彩和技艺性的活动,也是充满乐趣的事情。

对于一个不了解中国农村和农民生活的人来说,他是不可能理解和认识的。


生产队的生产劳动情况是不断变化的。在1959年到60年代初,那时的生产和生活很艰难,干活总感到很苦、很累。而到70年代后期情况就发生很大变化。我那时在外地工作,偶尔还回家劳动几天,看到村里已经通了电,浇地、打场、磨面都用上了电动机和柴油机。生产队里也有了手扶拖拉机、脱粒机、打面机之类,“大跃进”和困难时期那种用铣剜地、人拉犁耙、肩挑人抬之类的情况就很少存在了。

那时我家的生产队的大部分土地都能实行自流灌溉,农业产量大幅度提高,小麦亩产达到500多斤。社员们的生活也显著提高。到后来,由于农业机械和电动力的大量使用,农业科技的推广,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劳动方式有些逐渐消失,有许多农活在年轻人那里已完全陌生。无疑,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然而,不可忘记的是,这种进步完全是以过去的劳动创业为基础的。在那艰苦的岁月里,上一代农民自强不息、坚忍不拔、以战天斗地的精神根本改变了中国农业的生产条件,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那种劳动和生活方式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如今回忆起来,它究竟是艰苦还是乐趣,是失误还是成就,这些在我看来已经分不清了。

唯有的真实是:它已经成为我人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它也是现代新生活的基础和起点。

随着岁月的流逝,那段经历越来越变得宝贵,越来越值得回顾和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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